目前，我国在《立法法》中对法律解释权作了一般性的规定，认为其属于法律的废、立、改、释之中的释法性权力。
温和怀疑主义的方法论，未必导致彻底的悲观主义，可以这样说，未来的一切都处于巨大的不确定之中，人类对此应该有所警觉。也就是说，在虚拟世界多维时空中的任何一个单位信息能量都自我赋权为一种自主化的功能，即自适任尔，但这个自适的状况并非没有节制，而是受制于自己的代码负载，并与相关世界中的各种其他能变量构成一种共振的关系，直到复合矩阵性中的多维关系达到一种极化的奇点，奇点就是极化的转折性标志。
因此，对于由这些高超的人造物所形成的虚拟世界，不要过多地试图规制他们、管控他们，使他们为人所用，而是要静观其变，尽可能调适自己，理解和沟通他们，与他们配合，甚至学会以他们为中心而规范人类的生活世界。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定律虽然为机器人设置了一套代码，但未来的智能人未必遵守这套人为的法则。由于人的社会生活已经受到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络的深刻影响，传统法理学所预设的人性基础，被置换为一种生物信息意义上的蛋白质之代码组合形态，关于人的法律其实也大可不必纠缠于自然法与实证法的对峙，它们从本质上说都不过是主体行为的一种代码或算法之程序编码。这些代码、算法、编程与人类初步设定的代码、编程、算法，究竟构成怎样的关系，处理这些关系的原则或价值究竟是什么？还会是人类的普世价值吗？还会是权利优先吗？是人类的权利还是机器人的权利？或者，在多维时空的虚拟世界里，在不再遵循牛顿时空中的法律之后，人以及智能机器人还需要权利、正义、平等，甚至还需要由此扩展的财富、货币、信用等诸多衍生物吗？一旦它们都被冷冰冰的代码、算法和编程所取代的话，这样的一个由代码、算法统治的世界，它们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与价值呢？ 人类是一种有缺陷的生物，正是因为其缺陷才具有了人的属性，诸如血缘情感、利益诉求、自我实现等，由此才自创生一系列法律规则。所以，肇始时期的互联网规则是自由放任的，任何人都可以是代码编程的设置者，拥有了一台计算机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进入并漫游于这个虚拟世界。
不过，这些神话和宗教性质的超验遐想与本文所涉及的虚拟世界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它们都是缺乏现代科学支持的文学或玄学（神话学或形而上学）。过去七万年里，人类成为改变地球面貌的最重要因素，就算不是最重要的角色，但至少也是非常接近了。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于这样的主张是难以接受的。
但这样一来，就可能带来如下局面：言者虽慷慨激扬、滔滔不绝，听者却可能不知所云、不解其意。在此过程中，此人的演讲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至少有三个条件是必不可少的：第一，言者发表了一番演说。［德］康拉德·黑塞：《联邦德国宪法纲要》，李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52]格林甚至直接质疑道，在整体噤音的条件下，人们的表达权有受限制的机会吗？抑或表达权受限制为何这一问题，本身就是伪问题？[53]以该命题作为表达权受限制的内涵，势必导致表达权保护的空洞与乏力，从而使表达权彻底走向消极自由。
[60]根据格林的论述，广义噤音的本质性表征即是言论无法保证每个听者都能听到。[65]参见［英］约翰·穆勒：《论自由》，孟凡礼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9-71页。
[39]参见注[22]，第183-187页。如果将听众缺乏经济学知识、国家未提供帮助等视为一种外力干涉，且是可避免的，那么，甲在发表演说时受到广义噤音。为便于论述，笔者不妨称此为弱表达权困境。[77]若说繁冗理论是以呵护女性的平等权、实现女性自治为其至善生活目标，那么，极简理论所要关心的则不限于某一特定群体，而是不特定的言者、听者，它通过强调程式化结构要件的满足——发意行为与发音通道相融，使得不同个体的自主选择和自我决定得到充分的彰显，最终达致至善生活（至于至善生活的目标为何，在所不问）。
[27]譬如，听者之所以没有听到或听懂甲的言论，原因是外力的阻止和干涉。他们的分析与辩论能成立吗？ 依照格林的观点，在讲道理、有语言了解能力的听者面前，色情资讯其实不会让妇女遇到噤音，纵然遇到，也是可避免的，所以，仅此并不足以定色情刊物之罪。换言之，言者实现表达权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外界只要保持克制和不干涉即可。其次，因为辐射所有时间和空间的整体噤音在实践中几乎不可能发生，所以，冀图以整体发意失败来指称表达权受限制只是一种虚幻（命题B的部分失败）。
此外，在噤音未消除前，甲事实上又遭遇每时每刻的噤音——整体狭义噤音。（2）整体狭义在言噤音，即某人表达权受限制，相当于他/她每时每刻受到外力干涉或阻碍而产生的在言噤音。
[41]Colin v.Smith,439 U.S (1978). [42]R.A.V.v.City of St.Paul,505 U.S(1992). [43]参见注[1]，R.Langton文，第339-342页。也有的认为，此噤音指女性的人格上的降低。
D.部分广义/狭义发意噤音，即当某言论处于部分广义/狭义发意行为失败时，即表达权受限制。如果承认每个个体都有自主决定自身之生活方式的权利，且承认人们对良善生活的认识又各有不同，那么，极简理论追求的至善生活所立基的是不同个体多元化的价值倾向。二是具备有效的正义感，即出于正义原则而付诸行动的能力。检视部分广义在言噤音、部分狭义在言噤音的表述能否成立，需要判断广义或狭义噤音能否克服或避免部分噤音中的强表达权困境。See J.K. Miles,A Perfectionist Defense of Free Speech, Social Theory and Practice, Vol.38, No.2 (2012), pp.213-230. [81]Abrams v.United States,250 U.S.616,624-631（1919）. [82]Charles Larmore, The Moral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pp.156-165. [83]See Martha C. Nussbaum,Perfectionist Liberalism and Political Liberalism, Philosophy Public Affairs, Vol.39, No.1(2011), p.35. [84]See Joseph Raz,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Clarendon Press,1988, pp.23-27. [85]同注[83],第33页。［日］芦部信喜：《宪法》，林来梵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
三、对在言噤音即表达权受限制的三重检讨 仅仅质疑，似难彻底推翻人们对将在言行事作为表达权言语状态的坚信，因为人们完全可以藉由个别例外（a few exceptions）[45]的理由，对此进行辩护。在此背景下，追求真理、民主将变成某个阶层、群体仗势欺人的借口。
[55]黑格尔的自由悖论是指，当人们依自由意志选择某一件事或某个行为时，必定会因为无法同时选择其他事情或行为而使自由受到限制。为此，表达权的极简理论希冀改造和修整言论表达要素，使言者与听者间保持最低限度的意义关联即发意行为，同时，畅通言论的发音通道。
比如，学界颇为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表达权不仅包括言语说话，也包括利用各种媒介找寻、接受或传播讯息或想法的行动自由。比较部分噤音与广义噤音，其共通之处是：言者的言论是否被他人听闻或了解，取决于言者所处的具体语境。
从逻辑上分析，部分噤音包含了两种情形：某种言论在此时此地受到噤音，而在某时某地，则未受到噤音。[74] 五、表达权的极简理论、至善主义及德性公民 自麦金农、兰顿等提出表达权受到限制即形成在言噤音的主张以来，学界对此一直存有争议。概括来讲，作为一个政治道德问题，至善主义指国家应在特定社会条件的创造和维持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促使（至少不阻碍）人们过上一种有价值的、值得过的生活——至善生活。惟其如此，表达权的极简理论方能对何谓表达权的判断发挥实质性功用。
Angela Grünberg,Saying and Doing:Speech Acts and Related Events, Europe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22, No.2(2014), pp.173-199。听者也只需要居于自然的聆听地位，不必全神贯注且从不误解言者的语词真正意义，处于最低限度的信息接收度即可。
（2）在内在要求上：在实施发意行为时，言者与听者在道德上不应是任意的，而是有着来自内在的道德和能力要求。[33]See Caroline West,The Free Speech Argument Against Pornography, 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33, No.3(2003), p.398. [34]参见［美］罗纳德·德沃金：《原则问题》，张国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54-455页。
R.Langton,Pornography, Speech Acts, and Silence, in H. LaFollette (ed.), Ethics in Practice: An Anthology, Blackwell,1997, pp.338-345。[12]参见［美］约翰·R.塞尔：《心灵、语言与社会》，李步楼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页。
大家熟悉的隔行如隔山，就是一个典型例子。[19]参见注[17]，第265页。当女王说出这句话时，同时也完成了命名这一行为。第三，也是颇为关键的，即言者与听者之间建立了有效的意义联系渠道。
只不过，经过改造的极简理论可在被限定的时空场域下从语义学角度描述表达权，进而可能对人们确立的关于表达权的信念与现实实践之间产生的距离加以解释、证立、再解释、再证立，如此循环往复，最终使人们藉由表达权通向至善生活。需要注意的是，即便具备内外两方面条件，也不意味着表达权的极简理论就一定能解决何谓表达权受限制的所有问题。
凯瑟琳·A·麦金农（Catharine A. Mackinnon）就近乎以控诉的方式论述妇女言论的噤音[1]（silencing），此为著名的噤音效应（silencing effect）。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色情资讯不仅会助长社会上的暴力倾向，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而且还会造成歧视妇女和侵害平等权的后果。
参见郑光明：《什么是言论自由》，《欧美研究》2010年第3期，第750-751页。[68]的确，较之以言表意、在言行事、由言取效，由于在这样的言语结构中，言者与听者是一种最为自然、而非过于亲密的关系，所以，这样的言语结构也就使表达权免于滑向消极自由一端，或陷入积极自由的泥淖。
